中国，2013年

我看着灯，正在想到底印象派、后印象派油画跟水晶灯在风格气质上是否契合，迎面一对男女虽没有拖手但肩挨肩很亲热的有说有笑走来，我想避也来不及。男的是简霖，他看到我，反应很快说：“老陈，我介绍，文教授。”

我跟女的握手：“很久不见，文岚。”

文岚说：“对呀，好久不见，陈老师。”

文岚竟然也叫我陈老师？

“你们认识？”简霖又一次惊奇我认识他意想不到的人。

文岚说：“陈老师在香港文化界很有名。”

文岚大概忘了我是台湾人。眼前的文岚，打扮得贵气而不俗气，晶莹玲珑，很可观。

文岚说：“能跟你交换一张名片吗？”

我撒谎：“忘了带名片。”

简霖说：“我有他电话。”

文岚也就不把她的名片给我。

简霖说：“老陈，这家的画不错，不过文教授认为标价好像比巴黎高了点。有一张画的一家酒庄，我感觉去年还去过那地方。”

文岚权威的说：“标价高得没道理。”

我说：“那我去看看。”

我匆匆跟他们分手。

我心里有点郁闷，无心看画，却突然想到形容文岚今日风采的五个字：法国水晶灯。

我当年就是打算跟文岚结婚的。在香港买了房子，才知道她要嫁给别人。

上世纪九一年的秋天，我到大陆采访，去拜访一对在八九年后赋闲在家的学问家夫妇，当时有几个北师大本科生也在探访老人家，我很感动，这些年轻人一点不势利，老人家落难了也还照样来。

其中明显最出彩的，是大四学生文岚，漂亮、大方、有气质。她让我想谈恋爱。

她张罗那几个同学把大家的联络方法写在一张白纸上递给我。当然，现在我知道那是故意让我能找到她。

我约她出来，在后海散步。她妈妈上海人，爸爸北京人，是一份理论刊物的编辑，在沙滩的中宣部办公。她热爱西方文学，又关心国家大事，还长得这么标致，对我来说简直是完美组合。

她问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了表示有深度，吭吭哧哧说了半天。记得她引萨特说：人生就是要有担当。我爱上了她。

我回去香港几天，就想个藉口返京。她说她想出国，我鼓起勇气叫她嫁给我，她激动地又哭又笑，我以为她答应了我。我告诉她我的收入，两人生活应没问题。我有香港长期居留证，可申请她做香港人。

她问我婚后要多久才能到香港定居，我说托人的话，快的两年可办好，期间她可以持双程证到香港短期居留，我也会频密到北京出差，还是常见面，我还说，小别胜新婚嘛。她好像很兴奋、很期待。我们说好翌年暑假结婚，她可以完成学业。我问要不要见她父母，她说下次来她会安排。我完全没有一丝怀疑。

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娶得这么出色的北京女子，还比我年轻十八岁。回香港后，偶然机会看到太古城的卖房广告，就把工作十多年所有的积蓄拿去付了首期，买了一个九十平米的二手单位，打算筑二人世界。

买房手续办完，我打长途去北京，文岚的父亲说她去了德国。我问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端很不客气的说：结了婚才回来，你们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我赶回北京，打电话找到第一次遇文岚时见到的那些同学，他们说其实跟文岚并不熟，那次在学问家夫妇家里出来后，都没有再联络。

我记得文岚说过本科学法语，同时在歌德学院学德语，遂跑去歌德学院查问，知道她已退学，有个职员说她要嫁给一个在学院兼职的德语老师，我问是谁，没人肯说。我闯进院长室，那院长是个知名的中国通，娶了个中国妻子，大概对中国年轻女人的心态有点理解，很耐心听完我说后，表示不可能把文岚男友的德国通讯方法给我，但如果我能写封信，他保证会替我转给文岚。

我在歌德学院的一间空教室里呆坐了很久，几次想提笔写几个字给文岚，但都不知如何下笔。

三个多月后，我收到文岚从北京寄出的信，说她已结婚，先生是德国人，是她德语老师，本业是企业主管，在北京一见钟情，两人现住在德国，生活非常愉快。她没有说是哪一个城市，也没有道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只带了一句，大意是：她像一只欲乘风飞向远方的小鸟，迫不及待渴望展翅，就在今天，因为明天已经太久了。

九二年前，大陆新娘嫁给香港人要等两年才能到香港定居，九二年后更要等待五年到七年。这项不人道兼违反人权的歧视政策，是香港之耻。文岚就算嫁给我，的确是不能立即到香港定居，我不怪她选择嫁到德国而不是香港。我甚至理解她骑驴找马。我气愤的是她不单误导我到底，并且在做了决定后也不通知我一声。我看穿她是个只顾往上爬而不顾别人的人，对她完全心死。

我懒得去猜想她现在和简霖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在家附近的新加坡餐厅独自吃饭，看手机里的电子书。我用的是天语手机，以前是山寨王，现在是国际名牌，功能应有尽有，它的电子书，界面用类似索尼的科技，功能则结合了最新版苹果iPhone和亚马逊Kindle的所有优点，太好用了。我虽然仍然会惯性的定期去逛三联书店，但自从有了天语电子书手机后，几乎所有书都可以从网上直接下载电子档到手机。现在我的手机里已有金庸全集、张爱玲全集和鲁迅全集。

正在揣摩鲁迅《失去的好地狱》一文的时候，竟接到文岚打来的电话，约见面，我推说赶稿没空，她锲而不舍，约了翌日中午，她说到前门二十三号的Maison Boulud，那地方不好打车，我又没有司机，更何况我不想迁就法国水晶灯，改约在钱粮胡同三十号小咖啡馆。她问：“钱粮胡同在哪？”我不客气的说：“就在东四北大街，你沙滩老家附近，你不会不知道吧。”她竟然不还嘴就接受，一定是有求于我。

第二天见面，她果然说：“我跟简霖只是普通朋友，你不要跟别人乱说，人家有老婆。”

原来想堵住我的嘴。二十年没见，见我就为这件事。我竟然都不生气了，只想看看她还有什么招数。我逗她说：“简霖是大地产商呢。”

她反应竟是：“地产商算什么！就是有几个钱呗，没什么了不起。”

口气真大。难道她已经在骑驴找马？我得承认文岚虽也四十出头，但保养得很好，很有欧陆女人味道，我可以想象到不少男人仍会给她耍得神魂颠倒。

“你还在德国吗？”

文岚有点不解的看着我：“早就不在德国了！”

“不是说你嫁到德国去了。”我暗示二十年前的事。

文岚好像怪我消息不灵：“你说汉斯吗？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德国，闷死人。我去了巴黎，我前夫是尚-皮埃·拉维。”她看我没反应，就说：“很出名的汉学家。”我确是没听说过几个法国汉学家的名字。文岚自己补充说：“汉学家都是神经病，受不了。”

我问：“简霖叫你文教授。”

她说：“文教授、文博士都可以，我是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博士，你知道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吧？我是欧非问题专家，欧盟和中国外交部都找我当顾问。”我想到她爸爸是中宣部的，根正苗红，体制内体制外，两边全沾。

我问：“那你不打算回国？”

她傲气来了：“你说回中国吗？看吧，欧洲那边也有人等着我，有个老贵族还整天追着叫我嫁他呢。不过现在人人都知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如果有特别好的机会，我会考虑回来帮中国做事。暂时先来来去去，我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都有房子，正想在北京也找个地方。你呢，你在北京做什么？”

就在家待着，偶然写点东西。

她对我的兴趣已消失大半。

她问：“住哪儿？”

我答：“幸福二村。”

她肯定认为不够高档，摸清了我的底牌，仅余的兴趣都没了。

“老陈，我还有事。”

“你先走吧。”

“简霖的事…”

我用手势表示封嘴。

她站起来，带点撒娇的说：“你现在住在北京，我到北京你要照顾我啊！”

这叫留下一条光明尾巴，也算是买个旅游保险。一会做大女人，一会做小女人，大小通吃。亏她好意思说出口。

我隔着玻璃，看司机开门，她上了黑色宝马，WJ武警车牌的。

我想：她确已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法国水晶灯了，不过不管是以前国产不省油的灯或现在的法国水晶灯，都是在市场上待价而沽的。

第二个春天

然后好几天都没事也没人找我，我继续写不出东西，惦着小希，却没想办法找她。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已经连续两次，何东生都出席，但除我之外没其他客人，似是简霖为何东生可以安排的。

我到燕都BOBO小会所的时候，简霖已经在喝酒，且喝了不少。他看到我说：“文岚跟我掰了。”他带点尴尬的傻笑着：“她把我甩了。”这情况我很理解，晚期的中年危机，却遇人不淑。

我知道文岚这样有姿色、有文化的女人，肯定会迷死简霖这种好舞文弄墨的晚期中年富商。

我直觉的问：“她现在跟谁啦。”

简霖苦笑，摇着头说：“我堂弟，不过这次她可要头撞南墙了。”

我有点吃惊：“何东生！”

简霖纠正我：“不是，另外一个。我们都是在姑姑追悼会上碰到的。文岚中学是白堆子外国语学校的，我姑姑教过她法语。”

我问：“你另一个堂弟是谁？”

简霖说：“你知道欧菲拉友谊投资集团吗？”

我说：“就是跟星巴克旺旺在非洲开店那个？”

他说：“那是小菜一碟。石油、矿产、大型基建…”

我随便问：“难道还有军火？”

他说：“当然有军火！非洲、拉美。”

我问：“那么欧非拉的欧呢？”

他说：“土耳其、高加索、前南斯拉夫、前苏联。”

我印象中，集团的老板是个板寸头，我问：“那，文岚就是跟那个板寸头好咯？”

简霖无奈的点头。

我故意刺激简霖，说：“难道他比你还有钱？”

简霖说：“我没法跟他比。”

我忽然想起问：“难道他比何东生更有权？”

简霖说：“东生忧国忧民，但是他只是个幕僚，大不了算个顶级智囊，比他有权有势的人多得是，甚至比不上政治局常委的大秘书，但是最终有权没权是要看你的派系是否在中央当权。你不懂中国国情，很多潜规则你是不理解的，中国事情不能看表面的，没法跟你们外面的人解释。”他说着说着自己不耐烦起来。

简霖这种认为境外人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态度，我很熟悉，就让简霖认为我不懂国情吧。他今天心情不好，嫌我烦，我还是少说话为妙，我还挺在意跟他这份有距离的交情。

他认真的说：“你不要到处写也不要到处说啊！”

我也有点不悦的说：“我是不写八卦的。”

到吃完简餐我们都没话。

我只在想，说不定文岚和板寸头旗鼓相当，还挺登对的。文岚大概也应该满足了吧，这么多年的骑驴找马，累不累呀？难道还想做中国第一夫人？

何东生推门而进，简霖用食指点了自己的嘴唇几下，提醒我不要提文岚的事。

何东生各送我们一瓶茅台，说：“这茅台是专门供中南海的，应该是没问题的，请放心喝。”

我们欣然道谢。这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不太冷。

简霖拿着水晶瓶替大家倒拉菲八九，好年份。跟着放片，片名《第二个春天》，一九七五年九月的出品。简霖说，这是文革八部样板戏后，四人帮主导新拍的头几部电影。当时邓小平又复出，还出访联合国，回来说要重视先进技术，四人帮拍这部片，就是冲着邓小平去的，不过片子在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来得及放映，文革就结束了。

我注意到导演还是桑弧呢，导过《哀乐中年》、《祝福》和张爱玲一九四七年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根据二零零九年才出版的张爱玲自传式小说《小团圆》所提供的线索，桑弧确是张爱玲继胡兰成之后第二个有男女关系的男人。原来除了舞剧《白毛女》外，文革后期他还替江青拍过主旋律电影。

我侧头看，何东生又是闭着眼睛，我明白他为什么连续几个月来这个聚会了，因为平常失眠的他，在放片的时候可以放松的好好睡一觉。

我再看简霖，他竟也没在看，低着头，一双手托头。没想到他这回这么认真，真失恋了。

故事的背景放在中苏交恶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一个海军的船厂有两派人，一派主张自力更生用自己研发的技术造海鹰军舰，另一派认为土法上马不行，主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依靠外国专家合作建飞鱼军舰，海鹰那派是造船工人和中级技术工程师的结合，飞鱼那边则是厂长和高级专家这种崇洋媚外走白专路线的人物，中间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研究所学者和一个永远英明正确的工委书记。两派争持，结果在第二年春天海鹰派成功造出自己的战舰，谁对谁错就不用说了。四人帮就是要以崇洋媚外来影射邓小平。

片子播完，灯一亮，何东生一睁开眼睛就会发表一番言论，大概这些片子他当年都看过。

他说：“此一时彼一时呀，兜了多大一个圈子，才拨乱反正到了历史新阶段。”

我和简霖很努力的听着。